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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朱教授治下的学校特色实践。朱教授作为一位身兼知名教育理论家和教育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的风云人物，其教育思想观念更容易在治下的学校广泛推行。这样朱教授的关于学校特色建设的一些思想，如“我们多年来倡导学校办出学校特色”、“特色教育往往是转变学校形象的一个突破口”、“没有最佳，只有最特，最特就是最佳”，无论对错都会在教育实践上进行放大。我们看他特色理念指导下的一些教育实践吧。
这样的断语，朱教授是基于什么认识基础上的，我们不知道。人的大脑-心理是世界上最最复杂的事物，人们对大脑的认识，对语言的认识（陆俭明教授说人对人类语言的认识现在仅是冰山之一角），对人类行为的认识都还极其有限。有人理性的一面，有非理性的一面；人是知、情、意的统一体。自从弗洛依德理论对人的本我、自我、超我作出区分后，人类更加认识到，一方面，我们的行动并不完全是我们的意志所为；另一方面，在本质上我们就不能认识自己。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自我意味的都是正确的，表达的都是错误的。自我不能作为我们的对象，它如同黑格尔的绝对，一便是一切。自我是什么、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的行动并不是完全由我们的意志所决定，如此等等，我们有什么理由敢断言，“一个人所做的一切绝不会超越自己追求的一切”等等。朱教授的断言，会让人自然想到牛顿物理学所描述的决定论的宏观物理世界和拉普拉斯决定论名言。
我没有第二语言的经验，从直觉上我却无法相信人的第二语言能学习的像母语一样地好。一方面，把一种外国语言学习好，好的最高的境界是用那种语言直接思维，而不用再于心理转换成母语。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没有留学经历或长期的第二语言环境的耳濡目染是不可能达到的。而朱教授又特别指出来，荷兰学习英语的小朋友又没去过英美国家。一个人对母语的运用其流利和自信，应该是绝对的，不成为问题的，便是一个人学习一种外语确实学得足够好，那么再好也不会好过把那种语言作为母语的人，退而言之，一个人学习一门外语学习得再好，往往还有口音问题，而口音问题可能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克服不掉的。行文到此，我想到文人自勉的古训“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觉得朱教授这里可能还是把文章写空了。从心态上说，写空文章的原因是急于想要把自己还未究竟的道理说个究竟。
经济学人，对最初的经济生活作这样的简化处理并由此对货币、交换的发生发展的设想，人们认为这是必要的也是天才的抽象。朱教授对学校作这样优劣断然的两分却不是对事物的本质的抽象而是的本质的歪曲。因为，这样就把真实的学校弄成了一个空洞的没有真实内容的概念。现实生活中所有的学校，都是既有“优质”的一面，也有“劣质”的一面。或者声名远播的学校，名誉背后可能有劣迹。或者摇摇欲坠的教学点，平常背后也可能有教师的人文关怀和学生的优良品质。朱教授对学校优劣进行区分的思维，让我们想到文革时期文学作品人物的刻画。正面人物一定是高大全，反面人物一定是假恶丑。这样的作品是不培养涵养了我们的审美心理而是相反，它使我们天然的审美心理结构蒙尘，它不是使我们通过艺术认识了生活，而是相反，使我们远离了真实的生活。
第一章 “理想的学校”之批判
当然，我的矛盾也并不仅仅是因为朱教授这本书的封面上带有几分商业炒作的广告语（什么“经典”呀、“名著”呀）；我的矛盾主要在于：一方面，是朱永新教授的官衔和知名度之大——这些头衔和其知名度，是作为布衣的我，平生都绝不敢奢望的；一方面，尤其是书的“后记和增补后记”透露的信息所加给我的无形压力——这是朱教授“盘点”20年教育研究成果，“盘点”世纪末中国教育之思的畅销书，当然是其“舍弃了一些珍爱的论文”后的严肃之选，并且《教育理想》之倍受社会的推崇——这，又是我今生绝不敢有所奢望的。
1.关于学生学习外语的问题。作者写道：“荷兰埃克纳顿学校的成功之处在外语教学方面。学生当中没有人去过英、美等国家，但是学生掌握的词汇、流利程度和自信心，不亚于甚至还要超过许多美国十几岁的孩子。学生们能用英语辩论美国社会问题，以提高自己的表达技巧。该校学生学习英语的成功方式就是多练”。
关于“3.教师积累”。朱教授告诫教师们，进行积累，多花点精力在教学上，教师最忌讳的是不断重复别人。这些提法都不能说错，在人文社会学科很难说什么一定对，什么一定不对，因为在这里由于有人的参与就没有了宏观物理学的所谓决定论。我们仅说朱教授说的远远不够，并且也不是最核心的东西。一如前文，如果没有阅读，教师的积累就无从谈起，没有长期的阅读所形成的教师精神境界的变化，他对文本没有深刻而独到的领悟和发现，想不生重复别人和自己也难。因为，超越、创新、特色，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主观愿望的问题，而主观知识可能性的问题。舍此，超越便无从谈起。
引 言
关于“1.年轻教师”。这个问题朱教授的主要问题是没说清。说“教育经验不一定是好事，没有经验反而少了条条框框，少了限制”。首先，任何人都不能缺少最初的职业经验，这一点对于入职的人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些经验就是条条框框性，就是规范、约束、教育入职的人行动的准则，这样的东西也是表明一种专业为一种专业所必要的东西，因此，年轻教师就不能不首先接受这样一种限制。因为，任何学习包括写字、写作、教师职业，最初都要经过接受前人留下的经验，条条框框是前人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简化。无论这种经验具有多少科学的成份。当然，古人也讲究学诗，入门要正，取法要高。入门正，取法高，能使人在学习过程中少走弯路，同时也可能使人获得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其次，至于经验成为条条框框，这是另一个问题，经验所以能成为条条框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条条框框本身的错的，而是被条条框框范围着的教师没有继续学习进步的结果，这时候，这些条条框框并不为他自己觉察，而是别人看到他生活在条条框框里。如果他已认识到自己处于某种条条框框中，这时，说明他己进步了，认识到了条条框框的局限，下一步他可能就会主动超越曾限制自己的条条框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要超越条条框框，从而就否定当年也不需要这些条条框框。再次，朱教授一再称赞年轻教师的激情和在一般意义上教师的爱心，我也认为激情和爱心对于教师是十分必要和十分可贵的。但是，教育作为科学的事业，那么仅有激情和爱心是很不够的，它还需要科学的知识并进而产生出科学的方法。这也就是说，一位优秀的教师其主体性人格，应是理性中积淀着感性，感性中积淀着理性，即人类才具有的那种理性情感和人类才具有的那情感理性。朱教授大谈教师的激情和爱心虽然高调，但一接触教育实践就烟消云散了。最后，窦桂梅、李镇西的成就成功，这当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一定都是博览群书、笔耕不缀的。在读书、写作和教学（进步）的关系上，我认为读书是第一位的，没有读书，既没有写作，也没有教学（进步），就没有经验的累积。前几年，曾有教育理论家说，一位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可能成为教育家，写三年反思有可能成为教育家。而问题是你没有大量的阅读，不与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对话，我们如何会思考，没有人生的境界的不断提高，我们如何能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看到新意。再就课堂教学来说，第一位的在于教师对教学内容内在精神的独特领悟，这种对内容精神的独特领悟必然带来对层次结构和内容要素的深刻洞见。这种洞见，决定别出心裁的教学方法。至于研究学生等那在其次。知识内容本身作为作家创造的一个有机整体和自足的精神世界，它的各部分内容和元素间具有自我意味、自我指认、自我说明、自我论证的功能，从解释学的角度说作者创作时已经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其接受性了。因此，教师教学的功夫主要在于读懂文本，而读懂本身就是教师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借用朱教授的套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不能在教学内容中看到他自我规定以外的东西。
A.苏州城东中心小学，虽名不见经传，但每个学生都会两种以上的民族乐器。B.吴江屯村中心小学虽然没有漂亮的校舍，但每个孩子都能写一手漂亮的字。C.吴江的青云中学，以情感教育为特色，他们的学生甚至称老师为妈妈。D.苏州市第六中学原来是一所基础较差的老完中，办学水平较低，肖德生校长上任后，通过调研与思考，决心在特色上下功夫，他请来了大学艺术系与体育系的教授，办起了艺术与体育特色班，并在全校强化了艺术与体育的教学。很快，特色教育就取得了成效，现在该校已经成为国家重点示范中学。
关于“2.张家港高中”。张家港高中的做法之对错，我们先不作价值判断。在此，我们仅想指出，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人去做，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事情，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人去做，意义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朱教授说，张家港从全国招聘教师，五年十年以后，张家港中学应该有教师出现在全国十杰之列。名人其实也没什么，关键是从点滴做起，从每一天做起。我们且不说朱教授行文内在的矛盾，一方面说，从全国招聘教师，若干年后，这些招聘来的教师可能成名——这是意指这些人本身具有成名师的要素。一方面说，名人其实没什么，关键是点滴积累，从每一天做起。既然名人没有什么只要从点滴做起——这是说任何人只要从点滴做都可以成名师。两相矛盾，我们何从。我们还是回到聘请教师的话题。首先，蔡元培聘请教师其追求的是真正的大学精神，其目的是研究高深的学问，因此，其办学原则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追求名师、大师可以是目的。张家港们聘请教师的目的是什么，办学原则又是什么。就高中教育而言，面临高考的严峻现实，它要求教师的教育思想趋于保守，教学方法重在重复训练。这样一种大形势，会使学校觉得教师的精神修养、教学革新试验都无足轻重。它更要求教师把学生当作解题的机器进行强化训练，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强化训练需要在很大程度地违背学生的情感意志乃至天然人性——但从人生的长远发展来看，这也是一种必要的恶的，只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大环境，使这种必要的恶对于孩子们来说太多了也太重了，以至可能影响到学生以后的创造性能力的形成和一个社会国民的总体福利。人们把国人缺少创造性的板子就有不少打在基础教育的身上——凡此种种，都与教师的职业成长和名师相背离。其次，在我看来，问题并不仅仅是从外地聘请优秀教师，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自己学校的文化、制度的公正、自由、符合人性，使自己的教师可以成长、成功。现在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基础教育没有进步，我阅读建国以来的教育政策和文件，我感到六十年来，我们的基础教育没有进步。当然，我们的进步概念指的是教育内涵丰富、科学和对人性的尊重，而不是指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加或学校设施方面的机械性扩张。为什么三十年来，乃至六十年来，我们的基础教育没有发展呢？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地回答，那就是基础教育设定的游戏规则违背公正原则，从而也违背了伦理原则，从而也阻碍了学校带来的健康发展。只有公正的游戏规则才能促进事物健康发展。其实，就人类的智慧而言，制定公正科学游戏的规则并不困难，如足球比赛的规则，现在看来是十分复杂细致。什么越位了、黄牌红牌警告了、一场球赛至多可以替换多少个队员了，甚至球门多宽多高了，等等，这些规则的制定，不是为了哪一个集团——或教练员或裁判员——的利益，而是为了促进整个足球事业的发展，因而也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从另一角度说，这些规则作为一种契约，它不是哪一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制定后强加于其他人的，相反，它是游戏参与者共同达成的一定协定、约定。任何一种社会活动，不可能没有某种游戏规则，要促进事物健康发展就必须有公正科学的游戏规则。公正科学的游戏规则既包括制订也包括执行。比赛这种公众广泛参与的现实情况，约束裁判公正科学的也基本上不成问题。正是足球赛规则制定和执行的公正、科学，才促进了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如果我们抽取出规则来看它背后的思维和思想，我们真得要惊叹人类的智慧的精美绝伦。回头看我们的基础教育的一些规则，却是令人遗憾的。
下面，我们讨论他理想的学校要有“有人格魅力理想远大的校长”。
朱教授讲述的这样四个学校创办特色的例子，我不敢说一定对或一定错。因为，一方面，我也没有亲自到这几所学校作实地考查，一方面，朱教授没有从民俗文化和学校的生存环境等广阔的背景上介绍这几所学校进行这样的特色建设是适当的，再一方面，朱教授没有向我们全面介绍学校，因此，我们不能断定会两种民乐的学生，整体上学校是否是健康的。但有一点是我可以肯定的，就是朱教授对学校特色建设的理论认识是盲目的、思考也是肤浅的。这一方面从他对特色建设的表述反映出来（一直倡导、只有最特），尤其在他的学校特色建设的第四个例子“D”中表现得最充分。当然，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分析这一问题，我在此仅想指出两点：其一，学校的做法违背做事的通则。做事的通则是把基本的工作做正确、做扎实、做健康、做娴熟。 即兵法上所谓正，以正合。这自然是基本的要求也是较低底线的要求，事情做到这一层必要的必须的，是一个学校成为其学校的前提；但是，还是不够的，是不够好的。要想把事情做得够好，能从周围胜出，就要在此基础上标新立异，做精、做细，即兵法上所谓奇，以奇胜。学校要想从周围胜出，就要做精做细，但做精做细必须以做正确、做扎实为前提，并且这个前提是不可绕过去的或跨越的，而只胡在做正确、扎实的基础上超越。做了第一步是一个学校之可以为学校，又做了第二步才是一个学校之可以为好学校。如果没有第一步就追求第二步，事实上就自我否定了学校之为学校的规定。当然，再怎么着，无论哪所学校，它的课还是要上的。但是在理论上全面认识特色建设却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所以学校特色建设提倡多年，而学校真正做出了特色者聊聊，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教育行政的横加干涉、督导检查的短期评定等等，但所有的学校或主动或被动都想绕过把学校工作做扎实、做正确而一夜成名出奇制胜，这事实上是一种投机心理。因为，这样违背了规律性的东西，往往不会有什么收获。
从朱教授的文字所透露出来的思想倾向看，他也未能幸免于当前这种浅薄的追风逐潮。第一、朱教授认为“世界教育成功的典范，在于它们独树一帜，标新立异”，这种提法本身反应出的思想方式是错误的。他没有看出学习过程存在着不同的阶段。我们以孙过庭的书谱为例，书谱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得平正，务追险绝。既知险绝，复归平正，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从书谱我们可以看出，任何学习都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老老实实地循规矩，依原则，从而把事情做正确、做扎实、做熟练。为此，我们从没有要求一个初学毛笔字的孩子，要写出特色，而是要求他描红、临写时能尽可能地与字贴相仿。我们的教育行政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学校特色建设，并提出要什么就评什么，评什么就有什么。这对学校教育发展为害不浅。第二、朱教授看到的世界教育成功的典范的“独树一帜”、“标新立异”，本来应该属于学习的第三个阶段或第四个阶段的东西，作为这些成功的学校背后努力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有可能是不为外人知道的，也是不容易为外人看到的。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价值就在于，在一般人看到表面现象的地方看到人们看不到的东西把握事物运动的本质规律，从而指导人们的教育实践。教育理论的空泛浅薄，教育行政的急进功利，导致我们的基础教育在特色的名号下，教育行政官员收获了不少帐面上的特色，实际上基础教育的内涵大有倒退之势。
在“总论”部分，我仅指出：优质学校与劣质学校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作出这样断然的区分，作这样莫须有的区分不仅毫无用处，反而对人们理解教育现象有诸多害处。我们引一段他关于优质、劣质学校的文字：
我们能否说，既然题目是《教育理想》只谈理想的教育就够了，也就完成了自己设定的某种使命。我觉得这样似乎不行。因为，《教育理想》毕竟是以严肃的学术面目出现的。学术性文字就要遵循学术规范。就学术规范而言，无论在客观上达到与否或达到多少，作者在主观上都要追求其文字作为一个认识环节能嵌入到现已存在的认识链条上去。从这样的角度看，《理想的教育》显然没做到这一点，甚至它都缺少对目下教育现实的扎实把握。再者，我们对彼岸理想教育面貌的设想，无论如何都是由对现实教育流弊之深刻认识所引发的，因此如果对教育现实没有切肤之痛，我们的教育理想必然缺少某种逻辑理性的规定。如果，《理想的教育》属于文学性的文字，那自然可以令当别论。作者对教育美丽的桃花源畅想一番，给读者以审美愉悦也就完成了一种使命。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理想的教育》又绝不属于这样文学性文字。终于，我们就不能不从学术上批判它。
理想教育的鲜花如何插到肮脏现实的牛粪上
朱教授说，这十所学校并不能在各方面都非常强大是对的。因为，学校作为一个有机体，它的组织的各部分都是为整体目标服务的，它的组织的某些方面。一定是处于服务或支持整体目标-功能的地位，组织的这些方面，执行的管理策略往往次优化或适当，而不是最好。但，朱教授说并不是因为这些学校综合实力超越一般却说错了。胜出就是凭借的综合实力或组织的整体功能，此外，又能是什么呢？只要评选是科学的公正的健康的，就应该是有综合实力者胜出。
在朱教授的意识中，校长在学校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出色的校长： A. 是学校之魂，决定学校的精神和活力，否则学校就没有我们需要的一切。B. 能把教师的创造性发展到极致，懂得教师的需要，让最优秀的教师得到最应有的回报。C. 用宽阔的胸怀和无私奉献赢得教师的尊重。
作者有意无意对学校作这样不适当的简化处理，不是为了把握事物的本质，恰恰相反，而是为了回避教育的真实问题，而这正是作者思维方式的一贯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使洋洋三十多万言的大作，几乎没有触及基础教育的任何深层问题。
我想可否这样，我们从朱教授的《我的教育理想》的二十章中选出其中的十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作具体的分析考察，在这种分析考察中，在我的概念框架下，既对基础教育的现象作出一些事实判断，也对其应然状态作出一些价值判断。下面言归正传。
在这一节的开头朱教授写道，一所学校不在于它有多少漂亮的建筑，而在于它有多少名师。这是十分对的，但接下去他讨论的所有问题，要么是没说清，更多的是没说对。
这一节的文字不长。在人格魅力观点下，他写道：校长是一校之魂，一所学校没有了魂，这个学校就没有精神和活力，没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出色的校长，能把教师的创造性、积极性发挥到极致，能懂得教师的需要，并引导教师的新的需要，让最优秀的教师得到最应有的回报，要用真诚、宽阔的胸怀和无私奉献赢得教师的尊重。
理想的学校，分为一个“总论”和七个“分论”。在“总论”部分，朱教授引用某欧洲某机构的“中小学教育的质量与效率”八项标准作为自己理想学校的参照。在“分论”部分，朱教授分别提出了自己理想学校的各项指标：理想的学校，应该是有特色的学校，有品位的学校，有有人格魅力、远大理想的校长，有一支创新、活力的教师队伍，有善于探索和良好习惯的学生，有面向学生的校本课程，有永远对学生开放的图书馆和计算机房。
关于校长要有远大的理想，朱教授就几乎没有作任何论述。首先，他说远大理想非常重要，用“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来证明。最后，又写道办成一所理想的学校，可能需要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关于校长远大的理想之与教育的发展，他没有再给我们任何进一步的分析，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给我们的感觉是无病呻吟。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典型句式所表现出的思想方式还是有必要指出的。在远大的理想下，有这样一句“一所学校的成就绝对不可能超过校长所期望达到的目标（8页）”。在理想的教师一章，谈教师“自信、自强，不断挑战自我”一节有这样一句“一个人永远不会超越他追求的目标，同样，一个人也永远不会超越对自己的评价（18页）”。在理想的校长一章，谈校长追求独特的办学风格一节，他写道“一个人所做的一切绝不会超越自己追求的一切”（30页）。
我曾一度矛盾、纠结，便是现在也仍然诚惶诚恐，我要用一本小册子，对朱永新教授的“最震撼的教育名著-最感人的教育经典”——《我的教育理想》作批判性考察，在这四平八稳乃至平庸的中国教育理论界乃至整个学术思想界可能是不多见的，甚至也可能是为大家所不屑为的。我所以采用这样一种蹩脚的形式，推究起来大概是因为我内心的教育思想还不够“强大”。从而在我面向内心“唯心主义”地思维之时，基础教育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无法呈现出清晰的枝蔓或有一定逻辑层次的问题。为此，我要表达还处于零乱状态的所谓的教育思想，就无法不攀附于他人的教育体系，从而把我自己的尚不成体统的观点搭挂上去。这也是无可如何之事。为此，要请朱教授多多见谅。
第二章 “理想的教师”之批判
学校的许多规则是不公正、不科学的。因为许多规则并不是参与学校教育的人员达成的，一般都是由学校单方面制定从而强加于教师的。其规则制定者既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便于掌控权力，当然，我们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作为当年计划经济的活化石，至今它几乎完全保留着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端。一方面表现为教师没有教学的自主权(对于上级教育行政组织而言，学校也没有办学的自主权，像计划经济时代生产组织仅仅是国家计划的附属一样，学校也是教育行政的计划的附属)。如规定一个学期教师要布置学生做多少作业，教师必须如何备课写教案，如何参加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如何作听课记录，如何作各种（教研、班务、学生辅导）计划。这种管理从根本上说，是国家把教育管理的权交给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再通过从上到下任命官员代表的制度把教育的管理权力层层分解下放，直到最基层的教育行政单位——中心学校。学校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级教育行政单位，它是向上对中心学校负责，同时是管控教师的权力机构。这样一种管理体制造成教师、校长包括校长和上级教育行政机构责权利极其不均衡。教师有教书的责任，却没有相应的权力。教不好是你的责任，你却没有自主选择教法等权力。并且，你教的好或坏，是上级说了算，并且许多时候教育质量并没有一个客观科学的标准，而往往是并列学校、班级相互竞争产生的相对标准。这样的质量认定，对于基础教育的危害极大。它的直接后果是片面的过度教育。再如，所有的教师都认为抄写教案属无效劳动，校长和基层教育官员也心知肚明，可是校长为讨好基层教育官员，基层教育官员为讨好再上一层教育官员，谁都不说破这一问题。这些制度设计看来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教学，一是为了教师。其实，这都是错误的。教学是教师极其复杂的精神性劳动，这样的管理置教师于被动地位，而精神劳动本质上要求主体应是自由的。为了教师，只有教师自己才是自己利益的合法代表，在一个陌生人社会说领导代表教师，除非教师选了他。而现在领导又不是教师投票选举的，因此，他也就不可能代表教师。其实，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假设，官员的觉悟是最高的、政治上是最先进的。而这又属于意识形态乌托邦。
当然，最成问题的还是分论点的第一条：“理想的学校，应该是一所有特色的学校”。作者也认为学校的特色，是优质学校最重要的一项指标。他援引美国《新闻周刊》的一项调查，列出世界上十所以特色立校的优质学校。在这里，我想质疑以下几点。
——对朱永新教授的《我的教育理想》之批判
现在，我们讨论朱教授的要“有创新型、有活力的教师队伍”。归纳朱教授所写的内容他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1.年轻教师有激情与创造，教育经验不一定是好事，没有经验反而少了条条框框，少了限制。窦桂梅、李镇西年轻就取得了突出成就。2.张家港高级中学，从全国招聘教师，五年十年以后，张家港中学应该有教师出现在全国十杰之列。3.教师要进行积累，多花精力在教学上。教师最忌讳是不断重复别人。
从解释学的角度说，人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它实实在在地构成我们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的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向世界敝开的倾向性。这，我并不是对朱教授说的，主要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不知我的倾向性乃至偏见有多少实在价值或有无实在价值。我不能知道，因为，我们从来都不能成为我们的对象，实际情况正相反，我们是世界的界限，我们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当然地规定着我们的世界图景。这是我终于不得不把我的思考不问正确与否都必然以自信口吻呈现出来，并以就此教于朱教授和大方之家的最后理由。
我的问题是，朱教授对学校作了这样简化概括是不行的。虽然任何理论的建立（包括运用）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对现实生活作某种简化处理，如经济学家在对交换理论和商品货币作发生学考察时，就假设一农夫打到的是野兔子，一渔夫抓到的是鱼。农夫不能总吃野兔子，渔夫也不能总吃鱼，因此，农夫会用一定数量的野兔子，换一定数量的鱼。进而假设，农夫想要鱼，而渔夫却不想要野兔子，而是想得到一只鸡。那么，农夫要想得到鱼，就必须把自己的野兔子先换成鸡。如果手中有鸡的人，正好想要一条鱼，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如果手中有鸡的人，又不想要野兔子，那么交易仍然难以做成。久而久之，社会为了解决交换面临的困难，就发明了一般等价物，最后终于发明了流通手段——货币。
学校特色建设本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实践问题。教育理论界没有对“学校特色建设”进行严肃扎实的理论研究，教育管理体制决定着行政官员们又以投机心理做学校特色建设工作。结果，学校特色建设这样一个严肃的系统工程，变成了学校贴标签的文字游戏。
我带着重重的矛盾、纠结乃至诚惶诚恐，再三研读了《教育理想》，现在恕我直言，朱教授论、断的所有问题，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做到从容地条分缕析、鞭辟本质；他对自己的所有的教育理想，没有任何一个能基于对教育现实的严肃考察；他对自己使用的任何主要概念，没有任何一个能先在学理上作严格的界定。他谈“理想的校长”，却绕开了教育管理的现实问题；他谈“理想的德育”，却回避着优良道德之本质；他谈“理想的美育”，却不知分析审美经验，等等。总观朱教授的文字，极其缺少思辨的平和态度和内在的学术理路。我觉得此概因朱教授一方面缺少对人性的深入体察，一方面又缺少对教育现象作形而上的抽象。这样就不能不使《教育理想》所尝试的“我用口语化的形式表达教育思想”，缺少严肃性和厚重感，相反，其行文给人信笔写去游谈无根之嫌。
优质的学校是人才的摇篮，劣质的学校则是智能的坟墓。优质的学校是孩子们的天堂，他们在这里常欢乐，常惊奇，主动地探索，健康地成长；劣质的学校则是孩子们的地狱，他们在这里常悲哀，常恐惧，被动地接受，人格在萎缩。
这一段文字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应该说是一种高级错误，因为它与我们主流的道德观是契合的，便是与目前的管理体制也是相适应的，因此，这样一种认识错误已经成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对它的批判就是对传统的批判，就是对目前的管理体制的批判，因此这种批判就更有必要。
综合地分析这三点：首先，校长的作用如此之重要，不利于学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学校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说要靠每一位教师的职业发展，要靠每一位教师思想修养乃至人生境界的不断提高。因为，教育教学活动是极其复杂的精神活动，是教师依托自己的思想背景、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良知，面对一个个不同的学生主体，创造性经营教育教学氛围，创造性地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就此而言，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更主要表现为教育思想、知识修养和平等的民主意识。这一切更表现为教师主体以先在的、丰富的“自我”面对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这种先在的自我决定着教育的内容或决定他开发教材的内容同时也决定他运用何种教学方法。我一直思考教师的教学方法不是技能性、技术性方法，他不能系统地执行一个外在于他的精神的命令。除非这个命令内化为他的认识。其次，这三点给人的总体印象仿佛是，学校的一切决于校长，校长安排学校的一切。长期以来，这正是我们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把学校的发展不是寄托于全体教师的智慧，而是交付于校长一人。这样导致学校事业上，校长和教师的责权利失衡。校长权力过大，更像一位大家长。有学者说，我们的组织机构职业伦理，正是儒家伦理的推广和运用。秦辉概括我们的组织结构的权力特点，他自己造了一个词叫长者政治，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儒教与道教》中，为中国集权政治命名为家父长者的政治。秦辉认为我们的道德文化是儒家的，权力管理是法家的，他用儒表法理来表示中国的道德文化和权力管理的特点。王海明则认为中国的道德文化是儒家的，权力管理也是儒家的。儒家与法家一样，都是专制主义。所不同的是儒家是王道的专制主义，法家是霸道的专制主义。从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到中国在学术上下了真功夫的秦辉和王海明，虽然对儒家的精神实质以及儒学与专制制度的关系有认为上的厘然区别，但总体上都认为我们的政治是一种专制的政治。我们把校长的权力看得如此之重要，再把校长的道德水准看得那么高，事实上在理论上为专制主义作了深刻的辩护，这与社会的民主大趋势相背离。最后，说校长要用无私奉献赢得教师。“无私奉献”向来为我们的政府所提倡并为我们的社会公众所认可的高调的道德原则。这一高调的道德原则由于违背基本的人性，虽然穿着美丽的外衣，却从来无法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和人的行动中占有真实的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理想的道德”批判中再作论述。
2.关于以特色赢得成功的问题。“这十所学校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教育的成功典范，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学校在各方面都非常强大或者综合实力超越一般的学校，而在于它们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在某一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使学校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特色赢得了教育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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